4月24日上午，云南省高院公开发布《云南法院2015-2017年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白皮书》显示，近三年云南法院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中，减刑的毒品犯罪罪犯占比较大，减刑、假释的未成年罪犯数量逐年下降，减刑、假释的暴力性犯罪罪犯数量下降明显等特点。同时，云南省高院还发布了五个减刑、假释典型案例，让大家了解减刑、假释的具体裁判。
《白皮书》将成常态机制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滕鹏楚表示，减刑、假释案件的公正审理不仅关系到高墙内罪犯个人的教育改造，也关系到高墙外千万个家庭的稳定和谐。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的首次公开发布将促进减刑、具有假释案件审判更加公开透明，确保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在阳光下进行，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此外，白皮书的发布将成为云南法院减刑、假释审判工作的常态机制。此后，省高院每年都会向社会公开发布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
此次发布的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分为五个部分：减刑、假释制度概述，全省法院2015-2017年减刑、假释案件司法概况，减刑假释信息化建设成效，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难点，深化减刑、假释案件审判的重点工作。
使制度优越性真正体现
《白皮书》显示，近三年，云南省法院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均做到从严控制，减刑假释案件数量基本稳定。同时，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也存在着财产性判项的适用标准不明、假释适用率过低等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中明确建立了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关联制度，但在办案实践中，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的判断仍是审理的难点。如怎样确定罪犯“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具体数额，怎样认定“继续追缴赃款赃物”的具体范围和数量，如何搜集和认定罪犯财产性判项履行能力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云南省法院对罪犯适用减刑较多，而假释数量偏低，其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的“没有再犯罪危险性”的假释标准可操作性不强，监狱干警和法官考虑风险过多。并且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假释的罪犯均要交由社区进行矫正，但由于云南省社区矫正监管人员力量和素能参差不齐，因此司法过程中，法院考虑到社区矫正的实际情况，尽量降低假释比例，更多地适用减刑。
针对减刑、假释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滕鹏楚表示，云南省高院将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审判队伍建设；同时，尽快出台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的规范性文件，使法院的判决得到有效执行，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并且进一步细化适用假释的条件和标准，使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优先适用假释，使刑罚执行更科学、更符合人性和社会规律，同时要加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保证假释罪犯得到有效矫正，促使法院进一步扩大假释的适用比例，使假释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得到体现。
而针对近三年云南法院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特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审监一庭庭长白志刚解释:云南法院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中，毒品犯罪罪犯减刑的占比较大，是因为云南省刑事案件中毒品犯罪罪犯占比较高；减刑、假释的未成年罪犯数量逐年下降，是因为未成年罪犯减刑、假释案件数量的急剧下降，特赦了部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减刑、假释的暴力性犯罪罪犯数量也下降明显，是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加大了对上述类型罪犯减刑、假释的从严力度。
减刑、假释信息化建设取得成效
“现在‘五个一律’的规定已经成为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必须遵守的程序要求，在每一个案件中均得到了严格执行。全省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如玉溪中院与玉溪市各民主党派达成共识，各民主党派轮流派人旁听减刑、假释案件庭审，涉及职务犯罪的，还邀请罪犯原单位人员旁听。曲靖中院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均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并形成了庭后帮教罪犯以及与代表委员、检察机关、刑罚执行机关座谈等长效机制。”滕鹏楚介绍道，云南法院严格贯彻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提出“五个一律”的规定。
据悉，近年全省减刑、假释信息化建设也取得一定成效。2017年3月，我省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成投入使用，全省法院实现网上无纸化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案件审判质效得到全面提升。平台的建设与应用走在全国法院前列，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充分肯定，在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法院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建设推进会上做了经验交流。
“云南法院将以此次白皮书的发布为契机，从减刑、假释案件的审判实际出发，依靠科技进步，努力探索创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广度，持续提升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质效，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司法的新要求，实现云南法院减刑、假释审判工作的新发展。”滕鹏楚表示。
当日，云南省高院还发布了罪犯胡金亮减刑案——职务犯罪罪犯积极退缴赃款，履行财产性判项，依法裁定减刑；罪犯朱朝海减刑案——毒品犯罪罪犯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且无能力履行财产刑，依法裁定减刑； 罪犯万静不予减刑案——金融诈骗犯罪罪犯不积极退缴赃款，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依法不予减刑；罪犯卢某假释案——犯罪时未成年，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并取得谅解，依法裁定假释；罪犯王波不予假释案——有吸毒史的涉毒罪犯，再犯罪可能性高，依法不予假释五个减刑、假释典型案例。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杨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