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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道教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姜守诚 来源:民族时报 发布时间:2018/8/8

道教研究为何要回到田野现场

 

上世纪末以来,在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开始反思文本的可靠性、权威性。以往被学人视为经典的“信史”不断地被质疑和解构,这促使人们认识到,光靠文献资料尚不足以重塑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还必须寻找与其相佐证、相补充的多元材料。在这种情况下,道教文献学研究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一批具有学术前沿意识的学者大声疾呼,道教研究不应再局限于传统文献的哲理阐释而应争取史料和方法上的突破,田野调查就是实现这一突破的重要途径之一。

 

“田野”是新资料的源泉,走入宗教现场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第一手资料,为道教研究提供丰富而真实的素材,弥补现有《道藏》的不足。同时,借助田野调查,可以再现历史情景和社会境遇,进而将文献资料放置到相应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中加以解读,这有助于重新理解教内文献的价值、功能及其传播过程和传承经历,也利于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和重建中国道教传统的本来面貌。

 

“到民间去”不应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宣传口号,而应是付诸实践的行动原则。“走入田野”就意味着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置身于阡陌百态、俚语歌唱中,不再拘泥于书本和经典的框架和束缚,彻底摆脱教条的、刻板的观念和陈见,直接步入“实际的中国”。走在乡土上、寻访边地的“小传统”,学习和借鉴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田野”中寻找失落的传统和历史,对乡村社会中世代传承的火(伙)居道士展开实地调查,可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继而用活态的田野体验作镜子来映证那些已经消亡的历史情境。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打破“划地为牢”的学术偏见,推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实现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立体化。事实上,荷兰学者施舟人,美国学者苏海涵、柏夷,法国学者劳格文,日本学者大渊忍尔、田仲一成、丸山宏,台湾学者刘枝万、李丰楙、吕锤宽,香港学者黎志添等均在此领域作出了不凡成绩,获得丰硕成果。国内学界尚需奋起直追,发挥自身的地缘优势,对学术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培养和打造出一支善于从事野外作业的学术队伍。

 

信仰与仪式:道教田野调查的两个维度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商业化浪潮席卷了神州大地,原生态的宗教活动在日益现代化、趋同化的都市、城镇中近乎消亡,仅在部分村落及边远地区中得以幸存下来。乡土世界成为展现宗教与社会之间“亲密关系”的最佳场所,也是目前保留传统信仰最多的地方。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不同宗教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是道教得以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动因。道教扎根于民间、服务于大众,不断地从地方信仰礼俗中汲取营养、完善理论建构,同时也影响和推动了乡村社会人伦秩序的重建。因此,可以说,基于田野调查材料产生的道教研究成果已不再是纯粹的“书斋式”学问,而是揭示传统中国人精神风貌及信仰生活的生动画卷和先民生存经验和智慧。历史学家葛兆光曾说:“现在,东西方很多研究道教的学者都同意一个看法:最深刻地表现中国社会生活传统一面的,最本质地反映了古代中国的人性观念的,可能不是儒家思想,也不是佛教,而是道教。为什么会如此?因为道教的全部理想,就是对永恒生命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很本质的。”道教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变迁进程中,对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人文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本土宗教,我们应予以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

 

道教信仰向民间社会的渗透和扩延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前者通过理论创新来适应各种外部环境,不断地调和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张力,寻找二者的平衡点,从而建立起宗教信仰与生活实践的互动关系。通过观察和追踪宗教从业者(道士、法师、后场乐师)及一般民众的宗教行为、精神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深刻领悟传统道教的存在方式、传播途径及理念诉求。

 

必须指出的是,仪式在道教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仪式表演是构成宗教的必然要素,是宣传教义、实施教化的重要手段。仪式是文化建构的象征,是信仰的外化形式和实践行动,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知识背景和文化底蕴,折射出民众的心理需求。所以,我们从事宗教研究时,必须强调仪式的“在场”、走进仪式“现场”。

 

田野调查应注意的问题

 

田野调查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全局观念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事先设计好调查的议题、范围、区域和对象,要善于扑捉和发现细微的文化差异。此外,道教学者从事田野研究时应该注意避免以下几种现象的出现。

 

照本宣科式。一些青年学者沉醉于田野调查,游走于各地村落、寻访乡野道士,十分执着于有关音频、影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却忽视了至为关键的理论探讨。推究其因,主要是未有充分的知识储备、缺乏专业技能的训练以及对道教历史和典籍不熟悉等因素造成的。面对复杂的道教科仪,他们虽然由衷地赞叹“好看”“有趣”,却无法“真正”的看懂、摸透,因此只能被动的“记录”和描述,无法将道门文献与科仪实践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解读,更谈不上探寻其背后的宗教意涵和文化渊源。道教学者不可忽视科仪文本的重要性,文本是理解宗教仪式的一把“钥匙”,脱离文本的田野调查,必然会流于对某些宗教现象和仪式程序的直观描述,而缺乏深度的理论分析。同样的,科仪文本若脱离田野现场,就丧失了“生命活力”成为“死”文字。换句话说,田野与文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田野没有文本的支持就缺少说服力,文本没有田野的证据就显得贫乏。

 

先入为主式。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的风俗、习惯及观念、信仰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道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极其复杂的教派演化史,自创立以来就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衍变和分化,并最终形成了宗派众多、教派林立的现状和格局。所以,从事信仰与仪式的田野调查时,必须对不同地域、不同教派的差异性有清醒认识,尊重和理解道士传承的地方性和类别性,且不可先入为主地将某地、某派、某坛的做法视为标准尺度,藉此衡量或评判他者的对与错、是与非,更切勿将前者的理论框架不加分辨地移植到后者身上,此无异于“削足适履”,错莫大焉。

 

一叶障目式。有人讥讽部分历史人类学者的田野作业是“进村找庙,入庙访碑”,而忽视了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庙”和“碑”是文化的载体,是历史的记录,应该给予重视。不过,它们毕竟是“死”的,必须放回到当地的社会民俗、文化背景中去,才能“激活”它们,才能让其“开口”讲述历史。“庙”要找、“碑”要访、“人”要谈,寻访乡老、了解民俗掌故,是田野调查的重要环节和必备功课。对道教领域而言,尤其要重视那些在行业圈内有口碑的、传承有序的、有典型性的世业道士及其家族法系的追踪和调查,注意收集道门文献、法器、族谱等资料,力争到现场实地拍摄科仪演法的音像资料。只有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和占有相关资料(包括文字材料和非文字材料),才能有效地防止研究过程中“以偏盖全”现象的发生,也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地域文化对道教的影响及不同道派、道坛之间的异同点。
 

 

姜守诚(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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