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傈僳族诗人李贵明的诗歌里，飞翔、穿行着诸多香格里拉大地盛产的物象：雪山、草原、云朵、河流、马匹、羊群、美酒、歌谣、月亮、姐姐、卡瓦格博、神祗……在尘世中，这些丰富迷人的客观物象主宰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诗人敬畏并热爱它们；在诗歌中，诗人以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活动融入主观情志，统领着它们，像一位乐队的指挥，让它们在不同的乐章里，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出和谐、美妙之音，让它们成为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成为李贵明诗歌的基本艺术符号。
亚里斯多德说过：“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不能思考。”英国文学批评之父德莱顿（John Dryden）认为，“用意象描写，这本身就是诗歌的顶峰和生命。”丹尼尔·韦布（Daniel Webb）则认为，“诗歌之美主要来自诗歌意象的生动和优雅。”在诗歌高地的建筑过程中，李贵明较好地完成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汇。
香格里拉，这片没有完全被现代文明浸染的秘境，酒是烈性的汉子、率性的诗人难舍难分的物质美味与精神佳肴，是李贵明生命与诗歌中不可或缺的魔幻精灵。李贵明借用了众多“酒”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纷纭复杂的思绪与心境，先来看诗人的自画像：“小镇上饮酒和行吟的浪漫骑士，素面朝天，醉卧红尘，嘲笑人间堡垒，他们是自由的飞鸟，幕天席地，率性而为”（《傈僳》），你看，“酒鬼”加诗人幻想的疆土并无界限或藩篱，没有暗器与壁垒，他要的是豪情万丈、纵情驰骋；“今天我只剩一匹马、一个梦……和时间对饮，我希望醉倒一万次”（《喝酒》），诗人期望以酒为梦，以梦为马，逃遁在时间之外、世界之外；“我情愿在一碗暗色的酒里坐失江山”（《泸水》），面对一碗美酒，功名利禄变得轻如鸿毛；“在一种色彩中倒下，天空多么蔚蓝；放弃思想、粮食，世界在酒杯里流浪。”这是诗人预设的完美死亡时刻：世界归于沉寂，一切归于虚无，只有美酒的香味，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弥漫……“今天我们在烈酒中相拥而泣，是因为雪崩重现了，骨头的颜色！”（《雪崩》）诗人们乐于欢聚畅饮，是因为美酒让他们回归自身，回归心灵的制高点；“我渴望着酒后的某一天，看见灵魂越过我的身体，在闪烁不定的岸上行走。”（《怒江，飞翔的女儿》）饮酒前的诗人，也许不得不戴着尘世的面具疲惫行走，酒后的他，灵魂则可以自由飞升，我想，这也是诗人钟爱于酒的缘故；“自由诗人，酒醒之后，常常沦为人间疲倦的帝王”（《腾冲》），诗人醉酒时的踌躇满志与酒醒后的颓唐潦倒形成鲜明对比；“阿紫阿紫，喝一口蜜酒，我想你三年；阿紫阿紫，这首民歌，痛了我一生。”多么美妙而富于哲思的情诗啊，世间女子读了这样的情诗，只怕都愿做那位幸福的“阿紫”（傈僳语：姐姐），被诗人用带着酒气的歌喉柔情颂唱；“我要喝酒，倒在怒江边，随便成为一块石头，神话的主人唱首歌吧”（《心灵旅途》），全诗只有四句，朴素简单的话语，囊括了漫长人生之旅的万千滋味，美酒、故乡、天地、众神、歌唱、梦想，都在里面了！
自由是李贵明诗歌的旗帜，美酒则是自由的经幡，曼妙的精灵，可以幻化、幻生万物。但是，酒醒后面对滚滚红尘，自由常常只是一种传说。诗人在酒的世界里往返穿梭，快意及迷茫，纠缠不休。酒意营造出的诗意，孕育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
如果说“酒鬼”的形象是诗人李贵明用来抵御人世寒凉的世俗外套，那么，回归精神，才是隐藏在这件外套下的本质魂魄。诗人放逐灵魂与酒同行，但未曾沉湎于酒樽之中，忘却他对这个世界的担当和责任。“牵起手来！全世界的兄弟们，澜沧江的节奏充满夜色的峡谷，领颂者的歌谣从温柔的草原开始，牵起手来！烈酒中沉睡的勇士们！”（《阿尺木刮》），诗人用嘶哑的歌喉高声领诵。
正如李贵明与他的香格里拉诗人兄弟姐妹们创办的民间诗歌刊物取名为《回归》，回归是李贵明诗歌执着追寻的重要主题。他“坚守着内心的高地，珍藏阳光、雨水、土地和雪的干净”（《后记》），一直在寻找、维护心中的精神圣殿，这个精神圣殿是香格里拉大地，是故乡维西，是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傈僳族歌舞阿尺木刮，是卡瓦格博神山，是仓央嘉措、玛吉阿米、阿紫、益西都杰……李贵明诗歌的根须深植于这片沃土，诗歌理想得到了多元化的释放。
“收容我归来的灵魂吧！开启鲜花的嘴唇，亲我一下……”（《草原》）这是归来的呼唤，这个主题在李贵明的诗歌里反复吟咏、多次出现：“祖父的额头歌谣在发光，前方的兄弟！请你们俯下身来，牵一牵我，迷茫的右手”（《记忆中的草原》），收容诗人灵魂的，是开满鲜花的草原，更是世代相传的文化之源，诗人害怕自己吟唱阿尺木刮的歌声被喧嚣的市井之声湮没，害怕追随雄鹰与众神的目光被巍峨的高楼大厦遮蔽，这种隐忧化为诗句四处狂奔；再来看这一段让我爱不释卷的诗句：“这一刻，我离故乡十万里，忘记了赞美和敬畏，忘记了图腾与大风的搏击，忘记了爱。我面无表情，内心寒冷，需要被高地的雪，照耀和温暖”（《经幡》），丢失了故乡的迷茫大雁，在物质世界彷徨不前的迷途羔羊，唯有故乡的雪，可以还原内心的洁白与温情……“我不想离开故乡！但请你们引领着我，自由飞翔……”（《湿地边缘》）。
置身于现代社会，被物质文明围困万千重的诗人渴望突出重围，实现精神的皈依，但他不可能回到远古，于是，他向往在故乡之上自由飞翔，完成古老文明与当下文化的对接，这种对接是艰难的，让他深陷矛盾与痛楚。“原来，故乡，只是一段转身的距离。”（《萨玛的雪》）他在故乡的门槛跨进又跨出，心里盛满过去的依恋和未来的期许，这也是许多少数民族诗人难以完满解析的二律背反命题。我们总是忧虑着在旅居他乡时被异化，被故乡遗弃，于是，我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歌中为自己招魂。
其实，故乡一直在我们的血脉深处蛰伏、安睡，故乡从未遗弃那些为众神栽种诗歌之花的孩子，因为，他们的血液里生生不息地流淌着故土的芬芳……
在李贵明的诗句里，本土意识和回归民族精神内核的渴望是如此强烈，这种创作意向超出了诗歌范畴，上升至精神层面。“众神的坐骑西去，预言着一次又一次的雪崩。今天我亲眼目睹，家族的图腾交换成美元的暧昧表情，所幸血缘仍未混乱，还可依稀感受心脏的温度和相同节律”（《献给最后的怒江》），当人类的私欲无限膨胀，索取贪婪无度，具有灾难寓意的雪崩作为惩罚必将不间断地上演。这也是诗人对那些利欲熏心、绝泽而渔的所谓开拓者的一种警告；“民谣中的故乡，从世界的视野中缓慢消失，那些水生的词语，来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不是梦幻，绝对不是”（《湿地边缘》），民谣的故乡喂大的诗人，他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
诗人以敏锐、犀利如鹰隼的目光与斗志，关注当下，干预生活，思考族群和家园的命运，试图唤醒和留住族群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与文化记忆，他绝不做自闭于象牙之塔，只会吟唱风花雪月，顾影自怜的“小我”诗人。
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中，诗人越来越接近真实的自我，他朝着自己的内心行走，甚至与世界反向奔跑（诗句中多次出现向后奔跑的雪山、青草和诗人自己）。回归的热望及忧思，构成了李贵明诗歌的迷人复调，它们交替出现，相互应答，余音绕梁，耐人寻味。
田园情结，安详与宁静则是李贵明的诗歌另一种格调。他高举酒碗，坚守和歌唱内心温暖的田野，优美动人又富于哲思的诗句俯拾皆是：“故乡的梨花是多年以前的一场雪，雪花的香气使我远离痛苦，我看到白色的星辰在天空飞舞，这一世我转山转水，是要回到民谣里的家园”（《姐姐》）；“一首民谣，就是一个温暖的远方，守着庄严的黄昏，这高贵的孤独，像天鹅的悲伤，从血红的天空掠过。他们那么白，那么自由。骄傲的颜色，告诉我离故乡有多么远”（《关于一首民谣》），每读到这首诗，我都会怀着温暖、忧伤的心情，想起我故乡美若天籁的坡芽山歌； “合上记忆。合上黑色的眼睛。人们说你是佛塔的基石。骄傲的骨头。都有高贵的颜色。诗人。生活常常穿透我们的肋骨。我们在人间。仍然干净尊严地活着。如同你墓地周围安静的雪。”（《马骅四年祭》）；“秋天的稻田里，无数的阳光在跳跃，晨耕的汗水和暮歇的沧桑，在一声美丽的惊叹中，逐渐消散，多少次我经过片田野，在传来的阵阵稻香中，总是无法看清，一颗稻穗所经历的，幸福和悲伤”（《稻花的香》）。
宏大开阔的叙事视野，并不影响着笔的温情细腻：“这一刻，我骑着太阳的马，沿着太阳的音乐，转身走进人类童年的王宫，如果你想我，就注视这块红色的砂岩、那里有我飞过的痕迹”（《关于岩画》）；“风吹过田野，无数的稻穗在摇动，有人说它们在舞蹈，有人说它们在歌唱，我看它们像及了，一万个姐姐的忙碌和疲倦”（《遮放的稻田黄了》）；“雨过天晴，大地多么广阔，马蹄响起的地方，春天在怀孕”（《关于某个黎明》）。
如此诚挚、朴素而又深邃、隽永，如此优美、深情而又冷峻、凝重，气韵生动、风骨奇峭、想象辽阔、表述简洁……难道还不足以俘获读者的心？
李贵明用诗句践行了他的诗歌理想。他认为，真正的诗人、知识分子是那些用思想的方式自觉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人，诗人应该是大地的体验者、生命的关怀者、精神的引领者、自由的倡导者，诗歌应树立起一定的文化高度、关照情怀和精神尊严。他试图用诗歌探求生命真谛，叩问自然谜底，追寻宇宙真相，引领读者重新审视和发现传统。他拒绝被主流文化异化和裹挟，他呼唤诗歌回归，呼吁民族诗人回到母语的家园，寻找本民族文化身份，重新发现真正的自我，坚守诗人对文学自由精神的基本信念，用诗歌维护至真至善至美之梦……
这是一种民族文化自觉自信的表征，这种自觉自信在当下喧嚣嘈杂、追名逐利的中国诗坛显得格外弥足珍贵。
李贵明诗作也有不足之处，隐喻和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使得某些诗歌意象过于密集，指向偏于晦涩，加之思维的跳跃过于频繁，给阅读带来了滞涩之感。希望今后能够读到他更多具有现场气味、民谣风格的诗歌。
作者简介：柏桦，作家、诗人、民族文化研究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委宣传部特约文艺阅评员（文艺评论领域）、云南省政协第九届委员（文学艺术界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艺评论文章，文艺评论领域涉及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影视、杂技等多个艺术门类，多次荣获省级及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