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云明

40年前，我还是个未上学的小孩子，我的童年就在县城的一条百年老街上度过。那时，每天都可以在街上看到那位一身绿衣服的叔叔，骑着绿色的单车，载着绿色的投递包从南门到北门，沿街送信，我对此充满了好奇。

当长大了些，经常跟着妈妈到县城中心的邮电局，给在几百公里外的个旧市工作的父亲寄信，才逐渐了解了一些。当时，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一封家书就是一家人亲情的期望，我对八分钱一枚的小邮票甚至有些敬畏。有时，父亲也会在白色布袋子写上地址，装着当地的土特产品寄回家来。因为我们家的信件包裹比较多，慢慢地，邮递员也跟我们弟兄三个熟悉了。他经过时，我们经常会问有没有我们家的信件，有时他也会捉弄一下我们，明明有却说没有，或者没有却说有……后来，母亲就不去亲自寄信了，总是把写好地址的信件交给我，再给我八分钱，叫我自己去邮局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调到了离家只有60公里的昆明工作，一般半个月回家一次，那几年就不经常寄信了，只是偶尔会寄一点给外地的亲戚。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街头有了很多拨账号或插卡的公用电话，家庭的私人电话也越来越多，又逐渐有了传呼机。人们的家信就越来越少了，寄信的主要是在校学生或单位公信。这个时候，我却爱上了写作，并且一上道就停不下来了。那时向报刊社投稿基本上全是用信件邮寄，报刊社寄来的样刊和稿费也是通过邮政投递。所以，在人民逐渐远离了邮寄的时候，我却还在延续着我与邮政的情缘。

大学几年的时光，我把饭钱省下来买邮票、信封和稿纸，也收到了不少样刊和稿费，这些稿费又成了我生活费用的有益补充。

1994年，参加工作后，由于也没有其他兴趣爱好，我写作的热情更高涨了。因为频繁地买邮票、寄信、取汇款、收样刊，小镇上几任邮政所长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我。

再后来，大约2000年以后，我调到了县城工作，小灵通、手机、电脑也逐渐普及了，除了单位公信以外，基本上没有人再寄信件了。此时，大部分报刊社也逐渐不再接收难以处理的手写稿件，我只得紧跟时代步伐，买了电脑，大多数的投稿都可以用电子邮件完成，我也就很少邮寄信件了，但样刊和汇款却还是通过邮政投递。因为发电子邮件过于简单方便，为了避免收到的电子邮件太杂乱，有些刊物直到现在都还只收邮寄的手写稿，通过审稿以后才通知作者用指定的邮箱发电子邮件过去。

2009年以后，我所在的单位创办了一份半月刊内部报纸，我顺理成章加入。每一期需要邮寄到上级相关部门的报纸，以及外地作者的样报、稿费也由我通过邮政寄送。公事加上私事，现在，我每周都要去邮局一两次，所以邮局的工作人员虽然轮换了无数，但所有人依然对我很熟识。

可以说，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也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我这四十多年生命旅程中，从来就没有与邮政疏远过，我和邮政的关系可以用情深意长、一生不离不弃来概括。

年少时，邮政绿是亲情的样子和颜色。年轻时，邮政是我写作路上的桥梁和纽带，是它助我一路走来。现在人到中年，邮政已成我的朋友、知己，报刊社寄给我的大量的样刊、赠刊、获奖证书、汇款单还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邮路上走来……
这四十年以来，我和邮政共成长，邮政从最初的邮电局，后来与电信分家后改成邮政局、邮政公司，工作业务也从单一的邮寄信件包裹和收发电报一步步地做大做强。现在的邮政，业务范围已经从传统的邮寄、汇款、报刊发行，扩展到储蓄银行、金融理财、现代物流、网店购物等等。

邮政是变了，但那个让人感到亲切和熟悉的邮政绿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

作者简介：汤云明，汉族，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昆明晋宁区人，经济师、编辑。199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个人诗歌集《岁月之上》，散文随笔集《随言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