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有确切题款纪年的雕版印刷品。

从手抄书向雕版印刷的转变，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是中国古代传播媒介经历的一次“范式转移”（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巨大转变）。这次范式转移的主角是当时先进的传播媒介技术——雕版印刷术，推动者是佛教传播者，并受到佛教传播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这次范式转移成为推动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动因。

一、范式转移：雕版印刷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机制

从雕版印刷实际影响的时空角度考察，“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时，行于唐时，扩于五代，精于宋人。”（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隋唐时代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实验期和过渡期，对唐代佛经的传播尚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在唐一代，抄写佛经和刻印佛经并存，我们既能看到现存最早有明确刊印年份的唐咸通九年（868）刊本《金刚经》，也能看到大量产生于隋唐时代的敦煌佛经写卷。在8世纪前后，由佛经文本需求推动的木刻印刷逐渐取代之前普遍使用的手抄模式，导致中国图书文化在生产、传播、利用与保存各个方面都随之改变，并最终引发官刻“九经”的浩瀚工程。进入五代和两宋，雕版印刷臻于成熟，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亦称《蜀本藏》）在宋开宝年间（968-976）制成，成为后来汉文大藏经刻印的最初范本或依据。除《开宝藏》之外，宋代还有4种主要的私刻汉文大藏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碛砂藏》）。宋代汉文大藏经的刻印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意义重大。由此可见，雕版印刷所引发的媒介范式转移并非一蹴而就，其漫漫历程横跨几个世纪。

这次范式转移体现在佛教与雕版印刷术的互动关系之中。由于年代历久而缺少足够的实物佐证，但我们可以将此过程分解为文本媒介的形态变化以及编辑印刷分工的专业化。正是来自佛教传播的内在动力推动了文本媒介形态的变化，并最终将编辑和印刷分别开来，形成两个不同的产业。同时，佛教传播和雕版印刷的关系不是单向的，雕版印刷也对佛教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持续而深远，但在雕版印刷的最初阶段就已经非常显著，雕版印刷时代的佛教已经具有对旧式的、针对传播主体而忽视传播媒介的政府废禁政策的免疫能力。此外，政府针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政策也在雕版印刷的催化之下升级：政府管理的对象从佛教传播对象转移到佛教传播媒介。

二、雕版印刷时代的佛教中国化的特征

（一）雕版印刷时代的佛教的累积性变化：宗派的形成

佛教文本数量缺少和分布不均，使佛教学术无法实现知识累积，佛教学术呈现点状发展，这是隋唐以前“佛教学派”的典型特征。隋唐以降，雕版印刷的出现迅速提高了佛教文本的生产效率，“进入印本时代，相对多的复本，使唐五代以后的书籍亡佚情况大大改善。”（王余光：《中国阅读通史·隋唐五代两宋卷》）佛教经典在数量和种类上实现短期内的大量增加，其产生的“文本保存功能”逐渐形成佛教理论的累积性变化。文本媒介的传承使佛教学术可以薪火相传，遂呈现出线状的“佛教宗派”的特征。尽管“佛教宗派”形成的因素很多，但是雕版印刷的作用不容忽视，甚至可以与政治、经济等其他原因相提并论。

（二）文本剧增、研究方法变革和“大融合时代”的来临

雕版印刷的出现，直接表现为印刷文本媒介的剧增。而学术研究方法与文本数量的多寡有对应关系——可供阅读研究的图书数量少的时候和可以获得丰富的图书的时候，学术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融合”成为当时佛教最直观、最外在的媒介文化特征。雕版印刷带来的佛教文本普及后，中国佛教开始提倡“法无异味”“无法不收，无机不被”的融合型佛教。如果说佛教文本数量增加带来的是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融合，那么稍后非佛教文本（特别是儒家）数量的急剧增加也促进佛教与儒道两家相融相摄的跨文化交流，会通儒道思想的趋势与内部各宗相互调和的潮流相互激扬，成为雕版印刷时代的佛教的基本特点。

（三）书籍形式的变迁：佛教中国化的另一种表现

中国佛教图书范式经历了数次变迁，从最初继承和融入写本时代中国传统的图书范式——卷轴装开始，紧跟中国图书范式变革的步伐而经历了早期的蝴蝶装（小字本《契丹藏》）的尝试，又经历了卷轴装与梵夹装融合的经折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兜兜转转，最终融入中国图书范式的主流——册页装之中。

三、雕版印刷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意义

由于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促进，雕版印刷被广泛用作佛教传播的工具。为了调动各个阶层的支持，针对各个阶层的倾向而雕印出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文本，从单页的佛像到图文并茂的经咒，从整卷的佛经到文人雅客的禅诗集，无意之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变革：中国佛教不但完成了独立于古印度佛教的过程，同时将自身进行解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融入给中国文化传统带来新的养分，甚至改变了中国思想史。

中国佛教在雕版印刷出现的分界线上重新定向：在此之前，中国的佛教还具有明显的印度化特征，其以“出世”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此之后，以禅宗为首的中国佛教宗派对此进行彻底改造，以“世出世不二”为特色的佛教文化引发了与儒学的嫁接和融通。除此之外，中国的佛教由对源头文本的极度依赖，转变为消解这种依赖，甚至出现“不立文字”的修行模式；由纷繁复杂的理论推导（如唯识宗的名相概念）转变为回归简单实用精神。这是一条文化上的分界线，使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可以发现雕版印刷的重要意义。

（作者：关韶峰  许正林  分别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