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宫观是道教活动场所的总称，既是道教供奉神灵、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也是道教徒传道、修行以及生活之所，同时还是展示和传播道教文化的平台。作为道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物化形式，道教宫观始终承载着道教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印记，也承担着道教回应时代变迁、推动道教不断向前发展的任务。
中国化是当代中国各宗教的共同主题，而道教中国化不仅是社会对道教发展的要求，也是道教革新除弊的集中体现。道教作为我国当代五大宗教之中唯一的本土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坚持道教中国化，就是要在保持道教本有的中国特色基础上，不断推进道教创新发展，推动道教与时俱进地同我国国情、社会制度、时代要求、主流文化进行深层次对接，积极融入当代中国社会，适应新时代、服务新时代，发挥出道教的时代价值。
历史表明，道教历来具有“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特质，“与时迁移”和我们现在所讲的“与时俱进”实际上是相同的意思。历朝历代，道教都努力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今天也不例外。但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推进道教中国化，道教宫观在建筑形制、特别是宫观功能的完善与转型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变化。
坚持道教中国化，宫观建筑形制应与时俱进。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宫观作为承载这种宗教的载体，蕴含了深刻的道家与道教思想，是道教徒用于修行的“神圣空间”。它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如最早的“宫观”始于人迹罕至、山清水秀的山中石室，后发展为设在道民家的“静室”，其结构就是一间或者数间茅屋。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前，便率领弟子们在静室中修行。此后，他在巴蜀地区建立了二十四个“治”作为宗教活动中心，这些“治”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建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满足信众治病斋戒的仪式需求，在官方“以道化民”“招揽幽逸”等政策的现实背景下，“治”被“庐”“靖”“馆”“观”等代替，其规模和数量也大大增加。这时的“庐”“靖”还只是祭祀神灵的场所，不作为生活场所。“馆”“观”则具有修炼、祀神、传道、法事、起居等综合功能，其经济来源不再像以往向信徒收取费用，而是通过各种赏赐和施舍来供养，一些宫观甚至拥有很多地产。到了唐代，道教又受到皇室的扶植和崇奉，老子被追封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庙的建筑规制进一步提升，其庙得称为“宫”，宫观建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此后，“宫观”成为道教建筑规制逐渐成熟稳定下来。宋、元、明时期，全国陆续修建了许多著名宫观。清代，随着道教的衰落，宫观建设开始逐渐趋缓。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身处城市中的道教宫观在城市地理与社会价值的标志性地位都明显降低，也不再是一个地区的地标式建筑。相较于现代建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宫观在现代社会所处位置的巨大变化，道教宫观无论在建筑形式上还是在布局与新材料的应用上，进行的变革都微乎其微。如恢复重建的宫观，基本上仍采用中轴对称、斗拱飞檐等传统建筑风格。从建筑科技进步、社会生活变化以及道教中国化等现实情况考量，道教宫观的建筑形制需要在保持本有的中国特色基础上与时俱进，进行相应和适当的变革。
坚持道教中国化，宫观功能应不断完善转型。在农耕社会，道教宫观往往是区域内民众开展宗教活动、举办典礼仪式、集会议事、消遣娱乐的公共场所，是社区共同面对天灾人祸、制定社会规则等社会性事务的精神维系点，发挥着联系和凝聚社区民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随着社会进步，传统道教也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对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道教在坚持基本信仰的同时，宫观的功能面临着调整和转变，即要与社会发展同步，贴近社会、服务社会。这种适应性的变化是时代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道教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中国道教协会所倡导的“创建文化宫观”的号召，恰恰是对于完善宫观功能、推动宫观功能转型的一种努力。现代社会，道教宫观不仅是信众敬香拜神、举行道教仪式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能够接受文化熏陶，读经学典，甚至是学习书画、茶艺、音乐等传统文化的场所。现代道教宫观的实践也表明，宫观内开展的书法、茶艺、音乐等文化活动，往往都会受到广大信众和社会的欢迎。因此，对于一些有条件的道教宫观，应积极探索创建文化道观，推动宫观的功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努力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人心，让信众、游客在走进宫观的同时，也走近了道教中所体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宫观成为大众认识道教的窗口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
坚持道教中国化，道教宫观应当大力发扬道教“齐同慈爱，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不断探索服务社会的新途径，积极建构服务社会新模式，充分利用道教的独特资源，集中力量开展道医养生、武术健身、临终关怀、心灵慰藉以及生态环保等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文化特色的项目，让道教服务当代社会从面面俱到转变为突出优势。如北京白云观道医馆继承道教治病救人、以医济世的传统，发挥了道教的独特优势；扎根基层、服务基层，发展专业性的公益慈善组织与社会服务组织，依法开展社会服务和慈善公益事业，通过服务社会不断融入社会，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提升道教形象、促进道教发展；改变传统服务输出模式，由被动式的服务转向主动式服务，主动吸引广大信众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
（作者：于飞 单位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