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有
《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十二论》（以下简称《十二论》）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宗教学文库之一，已于2018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牟钟鉴先生长期追踪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发展、系统诠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凝练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宗教模式的代表作。在我看来，该书体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这个新阐述，既是处理好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关键指南，更是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发展。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核心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因此，在宗教工作中，宗教和谐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群众路线。一般来说，宗教和谐，既包括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也包括信仰宗教者与不信仰宗教者之间的和谐、信仰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同一种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和谐。所有这些和谐，都必须落脚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宗教信仰的主体。可以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基础，就在于宗教的群众性；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核心，就在于宗教和谐。因此，探讨宗教和谐，应该关注信仰宗教的群众。当然，如何实现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和谐，关键在“导”，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其中，宗教的法治化、宗教的中国化，就成了新时代中国宗教的指导思想。
牟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曾经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又与世界宗教研究所同仁一起整理、编纂过《马恩列斯论宗教》，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宗教问题的论述了然于胸。改革开放以后，他又深度参与了新时期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历程，对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有着深刻的理解。收录在《十二论》中的“宗教社会论”“宗教五性论”“宗教文化论”“宗教和谐论”“宗教适应论”“宗教法治论”“宗教促进论”“宗教生态论”“宗教传统论”“温和无神论”等，既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特点，也集中反映着牟先生对当代中国特色宗教学与时俱进特征的精准阐释。在这些阐释中，始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温和无神论”思想，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智慧。
二、直面当代中国宗教的现实问题
牟先生的学术研究，从不回避现实的问题。《十二论》中的“民族宗教论”“民间宗教论”“温和无神论”，都是直面当代中国现实宗教问题的。
民族宗教学这一概念，是在牟先生倡导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之后提出来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教学研究成就，也正是在牟先生引导下积极加强民族宗教学学科建设而取得的。正如牟先生所说：“民族宗教学的构想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不过十多年。研究宗教学并关心民族宗教问题的几位学界朋友，深感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全面认识中国和人类历史文化的大问题，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际和平的重大现实问题，正在受到社会强烈关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限于学科的细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被分开对待，中国的民族学长期忽视宗教研究，中国的宗教学也不甚关心民族问题，民族与宗教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遂成为一个学术盲区。”对此盲区，牟先生从对中国哲学和道家道教的研究转向民族宗教结合的研究，初创民族宗教学学科体系。二十多年过去了，民族宗教学的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产生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以民族宗教学建设为核心，极大地推动了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哲学学科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宗教学专业博士点、哲学博士点一级学科、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起来的。
民间宗教也是牟先生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民间宗教“在历史上往往受到主流社会和主流宗教的歧视、排挤甚至打击，却绵绵不绝，始终拥有广大的信众，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民间宗教的活力，在当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客观现实面前，简单地贴标签，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牟先生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民间宗教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依据类型学，从不同方面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民间宗教形式，并在细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民间宗教的特点与社会功能。明确了民间宗教的特点与社会功能之后，牟先生又深刻地探讨了民间宗教问题的认识误区及其来源，进而得出了“民间宗教将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宗教的民间化将可能是现代和未来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宗教将对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发挥特殊的作用”等重要结论。
三、探究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
书中除“十二论”之外，还有“附录”部分的九篇相关论文。这九篇论文，实际上是《十二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九篇论文中，《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儒家的宗教观及其现实意义》《以道为教多元通和》等，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问题。这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当代宗教学理论的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模式问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的创新，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和而不同”、共存共荣核心理念的深刻影响。牟先生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在他看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历史上，中原农业发达，文明程度高，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同性。以孔子、老子为代表以儒、道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这一良性的文化生态模式，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牟先生提出的“多元通和”模式，系统诠释了费孝通先生“美美与共”文化自觉的内涵，揭示出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同时，“多元通和”模式的提出，也极大地丰富了宗教学领域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气派”，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