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英雄史诗《莫娜宛沙》
纳西东巴文
伍雄武
1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与自觉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社会实践、科学认识的独特之处,哲学对之作出自觉的总结和反映,从而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时代精华。与此同时,每一个民族的杰出人物、思想精英,也必定要关注那凝聚并引领自己民族前进的民族精神,对之进行反省、总结和发展,这样,就形成为该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的特点。如孔子就是对周代华夏民族思想文化特点:重血亲氏族、重礼教仁义、反对暴力强权等进行反省与总结,从而形成儒家哲学思想的。哲学思想既与时代特点、科学进展联系,又与民族的思想文化、民族精神相联系。我们可以从一个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去认识民族文化的核心,理解民族凝聚的灵魂。
2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民族精神进行反省、总结的历史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挟工业化和科技的强势入侵我国,中华民族被掠夺、被欺压。严酷的处境、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猛醒,并史无前例地全面反省自己的民族,求索贫弱落后的根源;而西方文化的冲击,又使中华民族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看到一种异已的、全新的文化类型,并以之作为自我反省的参照。当文化的反省从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制度法律各个方面一直深入到精神、观念的核心时,中国先进人物和学者都敏锐地看到,民族的反省即是文化反省,而文化反省在根本上即是对民族精神(当时又称为“国民性”)和哲学的反省。于是在20世纪初,就有陈独秀撰文《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撰《中国今日之文化冲突》,李大钊撰《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以及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等。这就是近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发生、发展的起点。
从这起点开始就有两种哲学史的写法,或者说对中国思想文化特点的两种反省、总结思路。一种认为近代科学为西方所创建,只有西方才有科学和科学的哲学。据此反省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古代哲学,结果有两个方面,其积极方面是,得出了中国文化必须变革、必须向西方学习的结论;而消极方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不科学的,或是前科学的、低级的,中国古代哲学只处于西方哲学不完善的、低级的发展阶段,由此他们对中国文化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文化的反省与自觉变成了文化的自我否定。这种思路直到20世纪前期基本仍是我国学界的主流。还有另一种反省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哲学的思路,即文化哲学的、民族特殊论的理念和方法。其最初的代表人物是杜亚泉、梁漱溟。1916年杜亚泉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人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主旨是说:“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普遍与特殊、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关系,而是两种不同的特殊类型之间的关系,因此,反省中国文化、进行中西比较,就要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立足本位,扬长避短,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虽然他们并未撰写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但已提出理解中国哲学的另一种思路。他们更强调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哲学”,而非“科学哲学”;更强调特殊性、多元性而非普遍性、共同性。
继此之后,兴起了所谓“现代新儒家”的流派和思潮,他们继续后一种思路而认为,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有自己的特质和生命,但是 “只有从中国之思想或哲学下手,才能照明中国文化历史中之精神生命”,由此,他们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提出儒家心性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以至于任何民族文化的特质所在。在他们看来,这样理解的哲学才是“中国的哲学”,这样撰写的哲学史,才是“中国的哲学史”。冯友兰先生在1980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于此同样认为:“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确实是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或总称曰“中国的”文化。按照这样看法,文化史不同于科学史(科学认识史),各民族的文化并非某种普适的、全人类同一的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史并非普适的文化史的特殊表现。
中国文学史并非“文学(世界文学)在中国”,而是“中国的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亦非“哲学(世界哲学)在中国”,而是“中国的哲学史”。这两种思路并存于整个20世纪,但是从梁漱溟、熊十力到冯友兰的思路多被认为是消极、守旧的。
到了新世纪,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形势下,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胜利前进。由此,认识自己、实现民族自觉与自信的思想文化进程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新阶段,一方面对近代落后、衰弱、受欺压的历史反省还须继续,但同时,崛起与复兴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又需要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与根柢中,得到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与养料,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要以促进民族的自觉、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全面阐释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哲学、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根本精华,而不是简单的批判与否定,于是就有了新时代研究中国文化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哲学史新的高潮。
3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是中国哲学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强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于全面、深刻、完整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哲学史即中华民族的哲学史,故中华民族的特质决定着中国哲学史的特质。中华民族的特质就在于“多元一体”,即是由多元一体的文化关系、民族关系凝聚而成的民族实体。这一认识首先由费孝通先生提出。而中华各民族所以能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其灵魂与根据在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就是由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民族精神融汇、凝聚而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精神,而不仅是汉族的民族精神。由之,作为民族精神的总结与自觉表达,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就不等于汉族哲学思想,而是由汉族与各个少数民族哲学思想融汇、凝聚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就是各民族多元一体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
既然哲学思想是民族形成与凝聚的灵魂和核心,也即每个民族所以成为民族的根据,那么,任何民族,只要是民族(只要形成为民族)都一定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有自己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我国个别少数民族,如俄罗斯族和京族,他们迁入我国境内的时间不长,人口又非常少,本来意义的民族精神建构史、民族哲学思想史尚不存在,我们只能对其迁入我国以后思想、精神面貌的变迁,作一番考察与研究。这与一个民族有无自己的民族哲学、民族精神,并不是一回事。除此之外,人们常据两种情况而对少数民族有哲学思想提出质疑。其一如佤族,20世纪50年代还部分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据此一些人从“社会经济形态”或科学认识的发展阶段来看,认为佤族无哲学思想可言。其实,佤族在从孟高棉语族的族类中演化出来时,其先民已同步形成自己民族的核心思想与民族精神,并经过千百年的不断总结、提升而表达在史诗《司岗里》中,成为民族凝聚与认同的核心,成为指引和推动数十万族人奋斗、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司岗里》中,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念、伦理原则已表述为清晰的语言,并为佤族群众所长期理解和遵循。《司岗里》的核心思想,既是佤族认同的民族精神,亦是其本有的哲学思想。其二如纳西族,有学者认为,纳西族虽有哲学思想,但它始终停留于原始、朴素的阶段,没有发展的历史过程,故无哲学思想史可言。其实,整合纳西文化、凝聚纳西民族的哲学思想,宋元以前,经千百年的酝酿、发展,融合藏、汉、彝、白各族思想观念而逐步形成东巴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宋元以后,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儒学以及道家、道教思想的冲击、融汇作用下,这思想体系不断丰富、发展及变迁,至近代,其先进人物能跟上时代,以开放的态度向外学习,使思想发生根本的变革。由此,纳西族不仅有哲学思想,而且有其哲学思想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这过程既是纳西族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也是纳西族精神建构和民族成长的过程。这两种类型民族的历史充分说明,我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
与此同时,中华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已经融汇、凝聚为一个整体,成为各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整体和共有精神家园中,各民族思想文化交融、凝聚、相互促进和影响,形成“多元一体”的关系。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所以能联结凝聚为一个整体,首先就因为自古存在着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文化中心,这就是中原地区的思想与文化。中原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凝聚而形成的,它以华夏为中心,同时在先秦就融合着南方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北方具有戎狄因素的秦文化、燕赵文化等等。在思想流派上,先秦儒、墨、道、法、兵、农……诸子百家,既相互争鸣,又相互渗透、吸收,形成以儒、道为主、诸学融汇、“和而不同”的中原文化。自先秦以来,这个多元融汇的中原文化由其辐射与内聚的作用,成为中华各民族思想文化得以联结为一个整体的纽带。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不同族类已融合为汉族,故中原文化即是汉文化,由此也可以说汉文化起到了辐射与内聚各地区文化的核心作用。正是在中原文化(汉文化)的辐射与内聚作用下各民族联结、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共有的哲学思想。
其次,许多少数民族对于各民族的交融与凝聚同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突出者如蒙古、满、回等民族,其思想文化就在全国范围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蒙古族,其思想文化在元代就与汉文化相结合而渗透、扩展到全国各地,它对远在西南的纳西族、彝族、白族的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云南地区与中原的沟通、对云南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代以来满族的思想、文化也如此。清初,满族统治者强调儒、道、佛“三教并行”,并作全面论证,又对蒙古、藏、维吾尔等族既坚持统一又包容差异的方针与政策,体现出了少数民族特有的价值观、民族观,及其对各民族的沟通与联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局部地区各民族的联结与凝聚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如彝族、白族的思想与文化,对于云南各族的纽带作用;藏族思想与文化,对于青藏高原各族以至于蒙古族,所发挥的联结与纽带的作用;傣族思想与文化对滇西南各族的影响,纳西族文化对滇西北各族的影响等等,无不如此。
由此可见,从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个性中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哲学思想、民族精神的共性;从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哲学思想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共有哲学思想、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与发展。这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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