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人员简介

普学旺：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译审，本项目负责人

刘琳：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项目管理师，《云南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汉族故事》项目主持人

张霞：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译审，本项目资源采集师

刘艳芳：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级翻译，傣族长诗《香发公主》汉译英主持人

王永华：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翻译，本项目资源采集师

魏娟娟：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翻译，本项目资源采集师

问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编撰的背景是什么？

普学旺：云南少数民族对作为中华主流文化的汉文化的认同，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作为西南夷的“白狼”部落就非常向往内地，喜欢中原文化，并曾作《白狼歌》诗三章，表达“慕义向化”“心归慈母”的强烈愿望。

汉字传入云南后，古滇国和南诏国时期以汉字作为官方通用文字，白族民间艺人亦借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用“汉字白读”方式传承本民族文化。壮族、瑶族、布依族先民也都借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书写文献典籍，流传至今的“汉字壮读”“汉字瑶读”文献数以千计。在新平流传的一部清代彝文典籍中，当时抄写彝文的毕摩在典籍中用汉文写下了“汉书不可不读，夷书亦不可废也”的文字，以提醒后辈子孙要学好汉文。

儒学传入云南后，少数民族文人逐渐倡导儒学，敬孔尊孔蔚然成风。作为彝族文化人的毕摩开始在家中设立孔子神位。一些地方的彝族开始改姓孔，自命是孔子后代。又如自清康熙年之后，大理白族大修家谱并宣称祖先来自南京，原来的地方大姓如段、董等家族的家谱都与华夏的英雄祖先连上了关系。又如陇川、遮放土司称原籍是四川巴县，是蜀汉时候随武侯南征到云南的，芒市土司称原籍江西，干崖土司称原籍南京，南甸土司称原籍南京应天府，并都称是在明朝时候随军征讨麓川土司到云南的。据专家考证，有些土司先世原来都是当地少数民族。彝族中也有自称是从南京应天府而来，有的甚至称家谱为南京籍。此种现象，说明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土司对汉族身份的渴望，这些少数民族“努力地使自身融入到国家一体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究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激荡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样的事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俯拾即是。元、明、清时期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将来自内地的戏剧、唱书等文本改编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本，并在民族地区传唱，这一典型事例，绝非如以往一些学者所说的“文化传播”“文化辐射”“文化移植”“文化影响”等所能概括，这背后其实蕴含着云南少数民族对来自内地的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这种认同来自心底、发自灵魂深处，具有积极意义和主动性。

因此，这一批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是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成就的一宗重要文化遗产，是汉族文化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这在中华文化传播史上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范例，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中熠熠生辉。

问

汉族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交流交融的？

刘琳：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创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借鉴、传播汉族先进文化，为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史家考证，远在石器时代，云南各民族先民就与祖国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先民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一直未曾中断，中原王朝也很早就关注了对云南的经营和开发。其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云南开“五尺道”“置郡县”，并任命郡守掌管行政军事。汉朝承秦制，在云南设益州、朱提、永昌三郡。秦开五尺道，把内地与云南连接起来，并与庄蹻开滇所用横贯西南夷内部的原有通道交会，西南边疆云南早期的交通干线网络开始构成，从而为云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创造了条件，祖国内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云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从此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汉代时期，随着内地汉族不断移迁云南，内地汉文化亦如潮涌向西南边疆，汉字自西汉起开始在云南使用。随着汉、夷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各民族更加团结，交往交流交融的基础更加坚实。

到了元代，儒学得到大力弘扬。历代王朝在云南推广儒学和汉文化，推动了汉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缩短了云南与内地的差距，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并更进一步地增强了云南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明代时期，云南文化特别是民间大众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时期。由内地汉族带来的戏曲声腔、时尚曲调和各种曲艺在云南各地得到广泛传播，日趋盛行。明永乐（1403—1424）年间，从内地传入的多种戏曲及多种声腔已经在云南传唱。

云南的地方戏曲滇剧、云南花灯、关索戏、傣剧、白族吹吹腔、云南壮剧、壮族沙剧，以及云南扬琴、云南评书、云南唱书、渔鼓、讲圣谕、讲善书、花灯说唱、白族大本曲、傣族喊贺哩、彝族甲苏、姚安莲花落等曲艺正是在这样的大众文化大背景下或传承、或组合、或交融丰富发展起来的。

而在云南这块土地上，交错杂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早已形成，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从未间断，汉族艺人们在各地表演汉族戏剧、曲艺时，也吸引来当地的少数民族，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同乐。天长日久，少数民族民间艺人们，以及参与同乐的少数民族群众也被这些来自内地的文艺所吸引，进而产生了喜爱和认同，最终，为丰富本民族文化生活，满足本民族群众的文化需求，一些少数民族民间艺人便开始将汉族戏剧、曲艺内容移入本民族文艺之中，并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白族戏剧吹吹腔就吸纳了来自江南的弋阳腔，白族曲艺大本曲更是吸收了来自内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卖身》《王玉莲》《磨房记》等大量汉族曲目。又如傣剧也是深受汉族戏剧影响而形成的。在傣剧中，根据汉族章回小说和汉族戏曲剧本《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传》《包公案》等改编的剧目多达一百余个。傣族曲艺喊贺哩中亦吸纳了来自内地的《王莽篡位》《董永卖身》《王玉莲》《红灯记》《唐王记》等数十部汉族唱书。

问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这套丛书包括哪些典籍？

刘艳芳：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主要在彝、白、傣、壮等民族中以民族文字抄本形式流传，可分为叙事长诗、曲艺唱本、戏剧剧本三大类，合计500余部。其他民族中大多以口传形式流传，一般篇幅不长。

叙事长诗。源于汉文化，反映中华文化认同内核的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主要在彝族和傣族中流传。彝文叙事长诗主要有：清代抄本《董永记》，流传于新平、红河的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清代汉文唱书《大孝记》，篇幅11000余行；清代抄本《唐王记》，流传于新平、元江、双柏、石屏、建水、元阳、红河、绿春等地的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唐王游地府》，篇幅6000余行；清代抄本《凤凰记》，流传于新平、元江的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凤凰记》，篇幅2300余行；清代抄本《王玉莲》，流传于新平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王玉莲》，又名《西京记》，篇幅2000余行；清代抄本《齐小荣》，流传于绿春彝族地区，其文本源待考，篇幅3600余行；清代抄本《卖花记》，流传于元阳、建水、红河等地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卖花记》，篇幅1800余行；清代抄本《张四姐》，流传于元阳、红河、绿春、元江等地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张四姐》，又名《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张四姐下凡》等，篇幅2000余行；清代抄本《毛洪记》，流传于元阳、红河、元江、石屏、绿春等地彝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时期的汉文唱书或黄梅戏《两世姻缘》，又名《毛洪歌》《毛洪与玉英》等，篇幅2000余行。

源于汉文化的傣文叙事长诗主要有：清代抄本《王莽篡位》，流传于昌宁、龙陵等地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王莽篡位》，又名《刘秀走国》，篇幅5000余行；清代抄本《唐僧取经》，流传于永德、镇康、昌宁等地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唐僧》《唐僧宝卷》《西游宝卷》等，篇幅7000余行；清代抄本《王玉莲》，流传于昌宁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王玉莲》，又名《西京记》，篇幅3500余行；清代抄本《元龙太子》，流传于昌宁的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元龙太子》，篇幅4000余行；清代抄本《唐王》，流传于昌宁、盈江的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唐王游地府》，篇幅3000余行；清代抄本《红灯记》，流传于盈江、梁河、腾冲等地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戏剧《红灯记》《红灯宝卷》，篇幅4000余行；清代抄本《刘子英》，流传于盈江、梁河、腾冲的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明清汉文唱书《刘子英》，篇幅4000余行；清代抄本《董永卖身》，流传于龙陵傣族地区，其文本源是清代汉文唱书《大孝记》，篇幅4000余行；清代抄本《夏仙记》，流传于龙陵傣族地区，其文本源待考，篇幅5000余行等。曲艺唱本。源于汉文化，反映中华文化认同内核的云南少数民族曲艺唱本主要在白族中流传。在白族村寨中，大本曲演唱的场景隆重而热烈。在宽敞的村子场院中，大本曲唱台张灯结彩，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少坐在唱台前，聚精会神地聆听唱曲师傅演唱，场下鸦雀无声，只有唱曲师傅时高时低，时喜时悲，时而舒缓时而激扬的唱曲声和三弦伴奏的优美旋律。有的人家有喜事时也请唱曲师傅到家中演唱，一唱就是三场五场，甚至十场二十场。场中休息时，主人还用热气腾腾的红糖糯米稀饭、三道茶招待听曲乡亲。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中，主客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情趣盎然。这是对演唱白族大本曲场景的生动描述。

所谓大本曲，顾名思义，就是演唱大本（长篇）的故事曲目。演唱形式为一人坐唱，另一人在一旁以三弦伴奏，另加一块手巾或一把纸扇辅以有限的动作。据杨政业主编的《大本曲简志》统计，现存白族大本曲传统曲艺唱本有百余本，有曲无存唱本的传统曲目亦有百余本，主要有《柳荫记》《天仙配》《磨房记》《鹦哥记》《沙灯记》《桥头记》《小道童上寿》《韩顺龙认亲》《闹书房》《摇钱树》《张四姐大闹东京》《高彦珍下科》《双槐树》《西厢记》《唐僧出世》《陈光远上任洪州府》《祭东风》《王石朋祭江》《八仙图》等。这些大本曲唱本，大多源于明清时期在云南流传的汉文唱书或宝卷。

此外，在武定、禄劝、禄丰一带彝族地区，长期流传着名为《劝善经》的彝文木刻印刷本，书中以道家《太上感应篇》的章句为母题，于每章之后用彝文加释义与解说，“借题发挥”对彝族民众进行“劝善”，全书约23000字，为今存彝文古籍中最早的木刻印刷本。

戏剧剧本。源于汉文化，反映中华文化认同内核的云南少数民族戏剧剧本主要在傣族和壮族中流传。在傣剧中，源自汉族唱书、宝卷或戏剧的剧目主要有《五虎平西》《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西游记》《封神榜》《白蛇传》《庄子试妻》《八美图》《鲤鱼精》《李广》《杨文广征南》《三下河东》《目莲救母》《火龙传》《宝莲灯》《台天》《二十八大吵闹》《张海》《飞龙剑》《五鼠闹东京》等。

在壮剧中，源自汉族唱书、宝卷或戏剧的剧目主要有《柳荫记》《八仙图》《鹦鹉记》《双贵图》《双槐树》《白蛇传》《昭君和番》《秦香莲》《杜十娘》《珍珠塔》《二度梅》《七姐下凡》《四姐下凡》等。由于这些剧目的故事完整、情节曲折、是非明确、爱憎分明，深受各族人民喜爱。

此外，在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以口传形式流传的汉族传说故事亦较多，尚无人进行专门收集与研究。这些传说故事也是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文化认同的物证。

问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收录的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唱书有些什么特点？

魏娟娟：收录的这些来自内地汉族题材的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唱书等具有三大特色。

一是文本风格的少数民族化。无论来自戏剧、唱书，还是小说、民间传说故事，进入到少数民族中后，汉文原文文本从语言文字到体裁都要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表达风格而全部实现少数民族化，即文化翻译学所言的“归化”，都要归口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文风”系统。如汉文唱书《大孝记》，原文体裁是散韵结合，韵文部分多为七言、十言句式，押韵，散文部分通俗易懂，但移入彝族文化系统后书名被改为《董永记》，正文部分被改编为彝文传统叙事长诗五言句式。又如汉文唱书《白扇记》，原文多为七言句，并不时有散文说白，但传入白族地区变为大本曲后，全部被改编为白族语言传统诗歌“七七七五”山花体句式，语言和文体都全部实现白族化。

二是人物和故事发生地的少数民族化。如壮族的叙事长诗《梁山伯与祝英台》，虽人物仍叫梁山伯、祝英台，但其身份已变为“两个壮族年轻人”。在流传于贵州的董永传说彝文叙事长诗《赛特阿育》中，董永的名字被彝族化为“赛特阿育”，七仙女的名字被彝族化为“举祖伦霓”，人物名全部被“归化”为彝族名字。有的少数民族文本还对人物进行了增减。此外，为便于听众理解和接受文本内容，不少少数民族文本还将原汉语文本地名改编为本民族民众熟知的地名。如在白族文本《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虽然两个主角的名字没有改变，但白族人民把大理地区作为故事发生地来展开叙事，在文本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松树下结拜的，“两人同游点苍山，携手盖学堂，造桌椅，上山砍柴，挑水做饭，是一对白族的劳动能手”。

三是部分情节的少数民族化。这些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剧本或曲艺唱书，没有一个是原原本本照搬汉文原作的。有的将主要情节或内容全部打散重构，如傣文抄本《唐僧取经》，除“取经”中心主题不变外，内容情节几乎与汉文本《西游记》没有相同的。而汉文本和彝文本的描写，各具本民族审美文化特色。这些文本，情节的取舍和嬗变往往服从于塑造人物和表达情感的需要，壮族、侗族、白族等各民族将梁祝故事改编为叙事长诗以后，都增加了阎王断案这一情节。祝英台跃入裂开的梁山伯坟后，二人之魂到阎王那里等待判决。同时殒命的马郎也到了阎王那里，状告梁山伯夺爱。最后阎王判决梁祝前世姻缘，当为夫妇，让二人还阳，白头偕老。这就满足了各族群众对美满婚姻，情侣终成眷属的心理需求。这种团圆的结局，在南方民族当中比较普遍。“缥缈的化蝶虽然很富于诗意，但满足不了人们感情的实际需要。”这个情节是梁祝传说传入西南地区和南方民族中后添加的，与原作有很大的不同。来自内地的汉族文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融入少数民族文本中，并被少数民族常演、常听、常唱不衰。

我们可以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犹如一个食料多元的元宵，虽然其核心馅体部分仍是中原文化，但包裹馅体的部分却蕴含着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因子。这样的文本嬗变，与其说是文化的相互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内地的中华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交融更为准确。

问

抢救、保护和翻译出版“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的过程是怎样的？

王永华：2016年，“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丛书开始陆续出版。迄今，该丛书收录彝、白、傣、佤、阿昌等少数民族长诗文献典籍十余部，这是抢救、保护和翻译出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献典籍的早期成果。

2017年，普学旺主任提出编纂出版“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的项目规划，并得到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云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丛书所收文献原文均用彩色影印出版，以凸显该文献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历史文物价值，这是本丛书在“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丛书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本丛书于2021年上半年开始分批出版。第一批包括第一卷至第四卷，其中第一卷收录汉代西南夷语《白狼歌》、清代彝文抄本《董永记》《凤凰记》，附汉文译文，并将清代汉文唱书《大孝记》作为附录收录，以便比较研究。第二卷收录白族大本曲旧抄本《柳荫记》，附汉文译文，并将清代汉文唱书《柳荫记》作附录收录。第三卷收录清代傣文抄本《刘秀走国》，附汉文译文。第四卷收录清代傣文抄本《唐僧取经》，附汉文译文。

第二批为第五卷至第七卷，第五卷收录清代彝文木刻印刷本《劝善经》、清代彝文抄本《齐小荣》《卖花记》《张四姐》《毛洪记》《唐王记》，附汉文译文。第六卷收录白族大本曲旧抄本《磨房记》《白扇记》，附汉文译文。第七卷收录清代傣文抄本《杨文广征南》，附汉文译文。第八卷至第十卷拟收录清代傣文抄本和白族大本曲《红灯记》《王玉莲》《刘子英》《卖花记》《元龙太子》《唐王》《二十八大吵闹》等。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将逐步得到抢救保护和翻译出版。这是抢救、保护和翻译出版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的大致历程。

问

如何评价这套丛书？

张霞：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因其内容反映民众世俗生活，颂扬男女真情，提倡孝悌忠信，同情苦难贫穷，鞭挞邪恶霸道，文本因贯穿着惩恶扬善、歌颂真善美的主题而获得广大人民大众的欣赏和共鸣。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教化民众心灵、陶冶思想情操、丰富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生活起到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在中华文化史上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范例，表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在创造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借鉴和传播来自内地的文化，为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做出了贡献。并通过来自内地的文化滋养，从思想深处不断铸牢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这是西南边疆云南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是来自内地的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结出的文化硕果，是研究中华民族团结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高燕）

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